文/史诗

在线办公助力恢复生产运行、远程教育实现“停课不停学”、智能制造对冲了负面影响……疫情发生以来，全社会没有因为“隔离”而耽误复工复课，离不开“新基建”的支撑。

3月4日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“要选好投资项目，加强用地、用能、资金等政策配套，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。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、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，加快5G网络、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（下称“新基建”）进度”。

一时，“新基建”成为广受社会关注的热词。

为何要搞“新基建”？

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了5G基建、特高压、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、充电桩、大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作为“新型基础设施建设”。

去年全国两会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，“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规模部署，加强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、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”。

今年1月，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立即提出，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。随后，多个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5G网络建设等作为2020年的投资重点。

据央视新闻报道，“新基建”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主要包含 5G 基建、特高压、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、大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，涉及到通信、电力、交通、数字等多个社会民生重点行业。

区别于“传统基建”，“新基建”主要发力于科技端。而在这些领域，中国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。

一方面，受疫情影响，复工后远程办公、在线教育等板块持续火热，滋生其他行业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思考和布局数字化转型的苗头。突然激增的线上业务需求，也对我国的通信网络、数据中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简言之，在当前大国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，加大对“新基建”领域的投入，将极大有助于缩窄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。

另一方面，近些年，“传统基建”在部分地区逐渐出现产能资源过剩、投资效率低下、杠杆过高等一系列问题，难以匹配新形势下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目标。

因此，在新的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下，逐步摆脱对低端基础设施建设、低端制造业、建筑业的过度依赖已成为我们共同的发展愿景。

数据显示，目前，我国铁路、公路、桥梁、水利工程等“传统基建”在总投资规模为17.6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，约占7.1万亿元，占比接近41%。而在信息网络建设、光电、充电桩、生物质能、智慧城市、科技等“新基建”项目上，则不足1000亿，占比只有0.5%。

“‘传统基建’投资中，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，而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，许多地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，不仅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，还关系到长远发展。”万国数据服务公司创始人、董事长兼CEO黄伟说。

发展“新基建”，迫在眉睫。

如何防止“新瓶装旧酒”？

随着中央相关部门近期多次部署“新基建”相关任务，各地政府动作频频，竞赛式地公布了33万亿左右的投资项目。

从多地公布的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，“新基建”有取代“传统基建”项目的趋势，成为“吸金”主角。

国金证券根据从专项债披露的资金用途和PPP项目行业分布分析出“新基建”占全部基建的比重在7%-12%之间。同时，根据GDP增速及各类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预测，2020年基建投资规模可达15万亿元左右，保守估计“新基建”或将超1万亿元。

然而在如此密集的政策支持和数额巨大的财政支持下，“新基建”更要慎防“新瓶装旧酒”。

一言以蔽之，启动“新基建”，关键在于“新”。要汲取过去的教训，用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，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，一窝蜂涌上来，缺少科学有序的规划，导致产能过剩。

对此，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，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，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融资模式，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，拓宽融资来源。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，给予专门的财政、金融、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。三是做好统筹规划，防止“一拥而上”和重复建设，造成大量浪费。

政企如何齐发力？

前车之鉴摆在眼前，“新基建”之路该如何走稳走好？

首先，“新基建”需要一定的制度约束。例如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史，监管制度的制定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，造成后续行业内爆发诸多风险，一时难有解决措施。

其次，“新基建”需要一定的规模约束。以往很多高科技项目需要发挥积聚效应，以大数据中心为例，并不需要每个地区一个，如果每个地方各自为战大规模铺开，势必容易造成资源资金的浪费。

以上，都需要政府来统筹规划，有序引导，监督规范。

此外，不少专家认为，“新基建”需要投资主体、参与主体的多元化。

从以往经验来看，在投资主体方面，基建投资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国家预算资金、国内贷款、利用外资、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。我国“传统基建”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发债主导，投资主体单一，这也为地方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带来隐性债务风险。

好在中央相关会议已定调，新基建项目的加速建设需要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，发挥主观能动性。

在参与主体方面，“新基建”需要拉动围绕前沿科技的资源、装备、人才等要素的投入，对投资、运营、管理的模式效率要求更高，参与主体更多也更灵活。专家建议，充分发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，甚至通过减负降税、增加补贴等方式，吸引创新企业将技术研发和经验积累等优势，转化入“新基建”项目中。

在此过程中，央企和大型国企应该承担责任，成为“新基建”的主力军。同时，政府也应该把握好政策制定的完善性，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，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、消除不必要的限制。

黄伟建议，在实施“新基建”时，需要充分调动民营龙头企业的积极性，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、创新能力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。

即便如此，我们仍需正视的现实困难是，对“新基建”所涉及的领域进行投资或许并不是立竿见影，投资项目的难度比“传统基建”更大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也更高。

如何利用财政资金、地方平台资金去引导产业资本向“新基建”领域靠拢，实现“传统基建”项目与“新基建”项目的过度，促进经济恢复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平衡，是各级决策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
切勿混淆的一点是，发展“新基建”，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“传统基建”。正如发改委基础司副司长郑剑所讲，也要加快补齐“传统基础”设施短板。“近些年来传统基础设施发展比较快、能力比较强、基础比较好，但依然需要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效率。从这次交通以及市政设施加快建设的情况看，尤其在当前形势下，更加凸显了补齐传统基础设施短板现实需求。比如，深圳机场跑道扩建项目在批复之后很快就实现了新开工；三峡集团在武汉的三个长江大保护项目也实现了新开工，传统基础设施需求非常大。”

郑剑还表示，下一步重点是把握好基础设施发展规律和特点，统筹好存量和增量基础设施，统筹好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，推动整体优化、协同融合。

结合当前的国内外局势来看，在未来的经济复苏规划上，“新基建”的作用力将不言而喻。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，破除以前的“钢筋混凝土”式思维，走出政策刺激的怪圈，利用“新基建”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。